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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取士缺欠之风流洒脱在于为遴选一点点的

八股文只是有利于公正选才的考试文体,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由于八股文能客观阅卷,能选拔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人才。明清以后的各种人才多是通过考八股文选拔出来的,其中明代的于谦、海瑞、丘濬、谌若水、王阳明、张居正、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等,清代的郑板桥、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阮元、龚自珍、林则徐、张謇、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蔡元培等人都是典型代表。由于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的《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写出好的八股文,要将《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是最基本的,然后深刻理解其中的每一句的含义,还要精通音韵学、文史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写好八股文,必须具备哲学、史学、文学方面的知识,难度是相当大的。

张旭是一位纯粹的书法家,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张旭工诗书,善楷、草书,尤以草书最为知名,史称“草圣”,开创了狂草书法风格的典范。张旭书法得之于“二王”而又能独创新意,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草书变幻莫测,连绵回绕,起伏跌宕,线条厚实饱满,极尽提按顿挫之妙。

郑和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国曾多有布施立碑记载,但时隔600多年,就郑和碑而言,在海外遗迹尚能幸存者,仅斯里兰卡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一件,文物史料价值极高。福建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有一块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这是现存的唯一一块郑和自传碑,郑和以自己的口吻,详细描述七下西洋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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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郎官石柱记》又称《郎官厅壁记》,为张旭存世最为可靠的重要楷书作品。《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此序楷势精劲凝重,法度森严,雍容闲雅兼而有之。

一、斯里兰卡郑和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书法碑文研究

八股文取士利弊与经术文史价值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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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又称加勒三语碑)系明永乐七年(公元1409年)二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前夕在南京奉诏刻好后,于永乐七年九月随郑和船队带至锡兰山国(今斯里兰卡)并于永乐八年所立,现藏于斯科伦坡国家博物馆。该碑以中文、泰米尔和波斯文刻就。

自清初开始,著名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对八股文就进行严厉的批判,到清末甚至是众口一词地加以抨击,指责其毫无价值可言,指责其误国误民,罪大恶极,罄竹难书,把科举的废止与以八股文取士直接关联起来。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1

  郑和于公元1405年至1433年间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国曾多有布施立碑记载,但时隔600多年,就郑和碑而言,在海外遗迹尚能幸存者,仅【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一件,文物史料价值极高。【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乃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中斯友好交往的实物明证,弥足珍贵。

八股文取士弊端之一在于为选拔少量的文官,却诱使千千万万的读书人成天钻研这种复杂的考试文体。八股文章既与政事无关,也不是一种文学创作。它虽对文学的发展有间接的作用,也确实选拔出一批才智之士,但它内容空疏,实际上是一种文字游戏,耗费了无数士人的心血和光阴。有些读书人一心埋首研读八股文,整天埋头于揣摹八股文的范文,反而忽视了儒家经典,结果成为最基本的文史知识都不懂的酸腐迂拙、不学无术的废材。不能否定的是,由于八股文命题都需要出自“四书”、“五经”,而且答题必须以朱熹书法《四书集注》等程朱理学的观点为依据,并模仿古人语气“代圣人立言”,考生不能阐述自己的观点,禁锢了读书人的思想,这是科举用八股文取士的最大弊端。

张旭《郎官石柱记》原石久佚,传世仅王世贞旧藏“宋拓孤本”,弥足珍贵,历来评价甚高,明董其昌曾刻入《戏鸿堂帖》。此石宋时已有刻本。字体取欧阳询、虞世南笔法,端庄严谨,不失规矩,展现出楷书的精妙。《宣和书谱》中评说:“其名本以颠草,而至于小楷行草又不减草字之妙,其草字虽然奇怪百出,而求其源流,无一点画不该规矩者。”

  据史籍记载,中国明朝航海家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多次抵达斯里兰卡。郑和碑(全称“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立于公元1409年郑和第二次抵达斯里兰卡后,是见证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斯往来的珍贵实物史料。

弊端重重的八股文为什么会产生?为什么八股文还能沿用500余年呢?为什么八股文能成为是中国,乃至全世界考试史上沿用时间最长的考试文体呢?八股文特有的政治功用,即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使广大士子只读儒家经典,有利于强化封建集权统治,这正是明清统治者所求之不得的,这也是统治者长期使用八股文的一个很现实的考虑。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八股文契合了统治者加强中央统治的需要。从加强封建集权统治的角度而言,明清八股文命题范围和作答都有明确的要求,不允许考生自由发挥,使考生必须精通和恪守程朱理学家所信奉的孔孟之道。因此,凡是答题有违孔孟之道的,不仅要被淘汰,还有可能被追究责任。

历来书家曾有许多评述:如《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苏轼云:“今世称善草书者,或不行真行,此大妄也。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黄庭坚更云:“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明赵涵《石墨镌华》谓此记“笔法出欧阳率更,兼永兴,河南,虽骨力不递,而法度森严。”有赞云:“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欧阳修《集古录》云:“旭以草书知名,而《郎官石柱记》真楷可爱。”

   更具史料价值的是,石碑正面从右至左、从上至下分别有中文、泰米尔文、波斯文三种阴刻文字,记载了600多年前郑和赴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向岛上佛教寺庙布施财物供奉佛祖之事。因长期受水侵蚀,泰米尔文和波斯文文字部分受损较严重,难于完整辨识,所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容仍大体可识。后来,该碑被移至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典藏。

除了统治者需要八股文之外,八股文得以长期使用的一个重要愿意是,八股文有助于科举考试公正选才。由于八股文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只要看考生的八股文的每股是否符合音韵要求,内容是否充实。就能很快地、而且相对客观的给出评阅结果。因此,八股文的功能相当于明清科举中的客观题。可以把八股文与诗歌、经义论文进行比较。唐代进士科举的诗歌、宋代的经义与诗赋基本没有固定的格式,考生可以任意发挥,导致考生片面追求文字的数量,真正高水平的文章很少,宋代的洪迈《容斋随笔》中说:“现在科举考试用经义来作答,考生动不动就写出了2000~3000字的文章。他们的想法是将文章写得长一些,以显示自己的才华,但大多数都是空洞无物,真正是精品很少。”因此,他认为必须限制考生答题的字数,以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此外,由于考场所用的文体没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考官有时也可以凭个人的兴趣、爱好给考生定等第,这与考试要求的客观公正原则不相适应。而八股文的出现正好解决这两个方面的问题。八股文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格式,而且对字数也进行了严格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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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由于有固定的格式,不同阅卷者对同一篇八股文的评价基本相同。《万历野获编》记载: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乙未会试名单公布后,邹泗山为第二名,他的试卷原本得到阅卷的同考官赏识,将他推荐为第一名。但是,有另外一位同考官推荐了陶石篑的考卷,这份考卷的八股文得到了正、副主考官的赞扬,陶石篑力压邹泗山,被录取为会元。邹泗山感到非常遗憾,也很不甘心。但等到公布录取名单后,有知道内情的人曝光说,陶石篑的八股文只是将已经出版了的八股文范文一字不漏地默写上去,根本不是他自己写的。由于当时的科场条例并没有规定不能在考试中用这些八股文范文,因此并没有将陶石篑的这种行为看作是舞弊,这最多只能看作是阅卷者失职而已。但我们知道,明代八股文范文的读本完全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考官们不可能看到所有的出版社出的这些书,出现这种情况也是在所难免的。更何况,出版社编辑的范文是历代科举考试成绩优秀者的文章,不同的房官都能从数量众多的试卷将其挑出来,恰恰也说明八股文有利于考官公正、客观地阅卷。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2

郑和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书法欣赏1

八股文确实能减轻阅卷者的工作量,明代曾经担任过主考官的杨士聪甚至以身说法,科举时代人们常说“文有定评”(明代杨士聪《玉堂荟记》卷下说:“余每阅卷,不须由首彻尾,不拘何处,偶觑一二行,果系佳卷,自然与人不同,然后从头看起。场中搜察落卷,多用此法。即数百卷,可以顷剡而毕,无能遁者。”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担任主考官搜落卷时,基本上都用这种方法,数百份考卷,顷刻就能阅完,不会遗漏任何优秀的八股文。

《广川书跋》也说“《郎官记》则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失守法度者至严,则出乎法度者至纵。世人不知楷法,至疑此非长史书者,是知骐骥千里,而未尝知服襄之在法驾也。” 《古今法书苑》谓:“张颠草书见于世者,其纵放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独楷书,精劲严重,出于自然。书一艺耳,至于极者乃能如此。其楷字概罕见于世则此序尤为可贵也。” 这些评述,也从另方面说明了书法艺术中楷和草、严和纵的辨证关系。只有真生行,行生草。未有未能行立而能走者也。

    在号称“佛教之国”的南印度洋岛国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国家博物馆第四主展厅中,矗立着一块名为“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下简称郑和碑)。该碑系郑和于公元1407年9月-1409年夏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登陆后于“永乐七年岁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所立。碑高144.5厘米,宽76.5厘米,厚12.5厘米。碑额部分呈拱形,正反面均刻有五爪双龙戏珠精美浮雕,碑身背面光滑无文字,正面长方体四周均以中式花纹雕饰。碑文以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阴刻而成,中文居右从上至下正楷竖书,自右向左计11行凡275字,泰米尔文居左上端自左向右横书,波斯文居左下端自右向左横书,国外史学界亦称其为三语碑(Trilingual Inscription),该碑内容记载了600多年前郑和、王贵通等受明成祖朱棣派遣,赴锡兰(今斯里兰卡)向岛上佛教寺庙布施财物供奉佛祖之事。

清代也有类似的记载,据《国朝贡举年表》卷二载,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乡试,状元出身的吴鸿为湖南学政,负责挑选生员参加乡试,而主持湖南乡试的是钱大昕和新科状元王杰,这三位不但自己是写作八股文的高手,而且也是评阅八股文的高手。当参加科试的考生交卷以后,吴鸿看了考卷,最赏识丁甡、丁正心、张德安、石鸿翥、陈圣清的试卷,料定此五人参加乡试必定会考上举人。乡试拆封填榜次序是是先从第六起一直到最末一名,接下来才开始倒着拆填第五、四、三、二名,最后揭晓的才是解元。在该科湖南乡试拆封填榜时,不断有人将中举姓名一一报告给吴鸿,从第六至末最后一名上仅有陈圣清一个人的名字,吴鸿十分疑惑。等到前五名的名单报来以后,他赏识的其他四位考生都在其中。可见吴鸿在贡院外与钱大听、王杰在贡院内对优秀试卷的评价几乎是一样的。他们之所以会得出几乎相同的结果,主要就是因为采用了八股文这种标准化的考试文体。

《郎官石柱记》,拓本帖芯20.2×13cm。上海博物馆藏。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唐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立,在陕西西安。拓本前后有胡孝思、王世贞、王鏊、翁方纲、钱泳、吴荣光、何绍基等十余人题跋。后有清末民初扬州人嵇燧为张长史造像一幅。

  关于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在我国明朝以来历史文献中均无记载,自立碑后不知于何年,便湮没于世,下落不明。郑和碑的发现本身就充满传奇色彩,直至1911年,被英国工程师托马林(H.F.Tomalin)在斯南部港口高尔(Galle)市的克瑞普斯(Cripps)路转弯口一个下水道里重新发现,当时碑面朝下用做盖板。彼时距立碑已长达500余年,因长期受水侵蚀,碑面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字部分受损较重,难于完整辨识,所幸中文部分受损较轻,虽显模糊,内容仍大体可识。其后该碑移至科伦坡国家博物馆典藏。郑和于公元1405-1433年间,七下西洋,在海外各国曾多有布施立碑记载,但时隔600多年,就碑而言,在海外遗迹尚能幸存者,仅此一件,文物史料价值极高,此乃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中斯友好交往的实物明证,弥足珍贵。

鲁迅先生对科举制度是深恶痛绝的,八股文自然是他尖锐批评的目标之一。他在《透底》中说:“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标准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这本来是他批评八股文空疏无用的话,但他这里实际上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八股文是便于阅卷的标准化的考试文体。当然,他批评的语言是比较尖刻的,他说考官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我们只要是去查阅一下《清秘述闻》,里面记载了清代历科的乡、会试考官,你就可以发现,明清的历史名人基本上都担任过乡会试的考官。难道这些在明清文学、历史、政治、思想等领域创造了巨大成绩的人的头脑都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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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是斯里兰卡锡兰山寺中竖立的一块石碑。锡兰山寺是斯里兰卡的一座佛寺,因为郑和下西洋期间曾到此佛寺进行过佛事活动,使它成为一座著名佛寺,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郑和船队竖立的。

在评价八股文时,应当看它是否符合科举考试的需要,是否能有效地测评考生,而不能要求八股文具有学术、思想价值,毕竟它只是一种考试文体。即使是在现在,我们也不能要求考生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的作文写作中系统地阐发自己的学术、思想观点。至于八股文是否扼杀了人才的问题,我认为选择八股文作为考试文体是统治者的意志,因此与其说八股文扼杀了人才,还不如说封建制度扼杀了人才。推而广之,我们在讨论科举制度功过时,一定要明白科举制度只是封建文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不是封建制度的全部,因此,如果将明清时期中国的落后全部归结为科举制度,就是十分片面的。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3

  永乐七年(1409年)二月,郑和第二次下西洋途经锡兰山寺时,郑和船队在锡兰山寺进行一次盛大的布施。布施那天,锡兰山寺布置得金碧辉煌,佛像新涂了金粉,佛像前香火燎绕,许多善男信女远道而来参加佛事活动。郑和率领使团中的信徒前来拜佛。为了报答佛世尊大德,郑和使团以金银织金、纤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厚礼报答佛世尊

出于对八股文弊端的反感或者痛恨,从清代开始,很多人认为用“时务策论”做考试文体更好,因为时务策论可以让考生表达自己的独到政见,更能有效地测量考生的真实水平,也符合科举取士的需要。但我们应该看到,科举考试是关系士人前途命运的大事,而且大多数考生不可能有成熟的政治见解。尤其是部分考生可能为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千方百计地揣摩迎合考官,甚至有可能通关节。加之时务策论没有固定的结构,议论可以天马行空,考官根本无法掌握阅卷标准。因此,时务策论也不适合科举考试,反而是八股文能体现考试的公平性原则。

张旭书法,初始于张芝、二王一路,以草书成就最高,史称“草圣”。张氏以继承“二王”传统为自豪,字字有法。在“二王”基础上而又能独创新意,楷书端正谨严、规矩至极,被黄山谷誉为“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另一方面又效法张芝草书之艺,创造出潇洒磊落,变幻莫测的狂草来,其状惊世骇俗。

  在这次布施活动中,在锡兰山寺中竖立一块石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记述了这次布施活动。在这块石碑碑文中,颂扬佛祖仁慈、圆明广大,称颂锡兰山为佛教圣地,使海道大开,人舟来往无虞。

正是由于八股文能客观阅卷,能选拔出符合统治者需求的人才。明清以后的各种人才多是通过考八股文选拔出来的,其中明代的于谦、海瑞、丘濬、谌若水、王阳明、张居正、汤显祖、徐光启、史可法等,清代的郑板桥、全祖望、钱大昕、章学诚、阮元、龚自珍、林则徐、张謇、翁同龢、孙家鼐、张之洞、蔡元培等人都是典型代表。

张旭草书书法连绵回绕,起伏跌宕。他的草书线条厚实饱满,有着“张妙于肥”的说法,极尽提按顿挫之妙。唐大文学家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中对他的草书艺术推崇备至。唐文宗时,诏以张旭草书、李白诗歌、裴旻剑舞被称为“三绝“。张氏的草书往往在醉后书写,字也写得尽善尽美。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笔如云烟。”

  据石碑碑文记载,郑和船队的这次布施活动规模宏大,带来了丰厚的香礼,其供物有:供养金一千钱、银五千钱,各色 丝五十匹,织金 丝宝 四对,红二对,黄一对,青一对,古铜香炉五个, 金座金红香炉五个,金莲花五对,香油二千五百,蜡烛一十对,檀香一十柱。

现在看来,八股文只是有利于公正选才的考试文体,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学术、思想方面的价值,《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谈到八股文时说:“这原非圣贤之制撰,焉能阐发圣贤之奥,不过是后人饵名钓禄之阶。”考生将他作为“敲门砖”,考中之后,他们会将他抛弃,其功能、性质与也与我们现在考试中用的客观题非常类似,客观题是列出了备选答案,让考生进行单选或者多选,但考生离开考场后,进入现实生活、工作中,这些客观题是不管用的,因为现实的生活和工作很难会给出现成的备选答案,需要他们根据自己的知识、能力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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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规模宏大的对锡兰山佛寺布施活动,弘扬了佛教文化,使当地人及各国香客、商贾目睹中国佛教徒的虔诚,增进了中国和锡兰山国人民的友谊。同时,郑和使团举办宏大佛寺布施活动,充份显示了明王朝的富有,提高了明王朝威望,扩大了明王朝在海外影响。  锡兰山(今斯里兰卡)国民崇信佛教,历史悠久。上自锡兰山国王,下到普通民众,全都信奉佛教,行为处事一切按佛教教义执行,国民对佛教之虔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据传说,唐朝玄奘大和尚出使西域,曾到达锡兰山国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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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4

  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从苏门答腊乘船顺风出发,经过12天的航行到了锡兰山国。听说锡兰山国是佛教圣地,郑和奉命出使,他又是一佛家弟子,为了加深与当地人民的友好感情,增进相互了解,尤其是表明大明朝的使臣也崇尚佛教,郑和当然要有所表示,于是在参拜兰山佛寺时,郑和进行了布施,给了这家寺院大量的金银珠宝、丝织宝幡、香炉花瓶、纸张灯烛等物,布施佛寺钱钞,以充供养,永世为鉴。为纪念这次布施,郑和立碑撰文,永垂后世。

八股文取士利弊与经术文史价值02

张旭是一位极有个性的草书大家,与李白、贺知章相友善,杜甫将他三人列入“饮中八仙”,也可以说是古代八圣之一。因他常喝得大醉,就呼叫狂走,然后落笔成书,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李肇《国史补》说,张旭每次饮酒后就写草书,挥笔大叫,把头浸在墨汁里,用头发抒写。他的“发书”飘逸奇妙,异趣横生,连他自己酒醒后也大为惊奇,这似有夸张之嫌。诗人高适在《醉中赠张旭》说他“兴来书自圣,醉后语尤颠”,人们也就称他为“张颠”。后怀素继承和发展了其笔法,也以草书得名,并称“颠张醉素”。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中,碑文系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碑上汉文尚存,其他二种文字已模糊难辨。此碑的发现不仅为郑和下西洋壮举提供实物见证,还为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增添了一件珍贵文物。

八股文又称制艺、时艺、时文、八比文,因题目来源于《四书》、《五经》,又分别被称为《四书》文和《五经》文。典型的八股文每篇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破题用两句说破题目要义,承题是承接破题的意义而阐明之,起讲为议论的开始,入手为起讲后入手之处,从起股至束股才是正式的议论,以中股为全篇的重心。在这四股中,每股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总共八股,故称“八股文”。通篇要求文意连贯顺畅,结构严谨细密,搭配整齐巧妙。八股文的命题,局限在《四书》、《五经》中,而答题议论内容必须根据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仿摹以古人语气“代圣贤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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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这座宏大的白色建筑物位于科伦坡,始建于1877年,是斯里兰卡最古老的博物馆。馆内分为上下两层,陈列着从该国史前主要时期到康提时期的文物。漫步其中,可以感受到跨越千年,古朴之风徐徐而来,中国和斯里兰卡悠久的交往历史有迹可循,如《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就是中斯友谊的一大历史见证。

虽然八股文形成于明代,但其渊源可追溯到唐代的试帖诗和宋代的经义。唐代进土科考试的五言八韵试帖诗,首联即破题,次联有如承题,然后有颔比、颈比、腹比、后比,讲究对仗工整,结构布局与八股文有类似之处。北宋王安石改革科举用经义取士之后,规定经义程文每篇不得超过500字,其作法已与八股文有共通之处,因而王安石常被视为八股文的鼻祖。宋元时文已逐渐演化成从破题到结尾的十个固定段落,为明代八股文的前身。明太祖洪武三年(1370年),在总结前代科举考试文体经验的基础上,规定将八股文作为首要的考试文体,只是当时八股文的程式还未成为定式,到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年-1487年)才最后定型。不过,后来八股文的程式也非一成不变,也有作六股甚至四股的。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5

  斯里兰卡在经过阿努达拉普勒王国和波隆纳鲁瓦王国时期后,于公元1215年被迦陵伽国的国王摩伽率领两万多士兵攻陷。斯里兰卡的首都被迫从干旱区转移到湿润区,新建立的登巴德尼亚王朝的首都从雅帕护瓦开始,历经数次转移,统治者和绝大部分人民都生活在不稳定的状态下。这一时期被称为斯里兰卡历史上的“过渡时期”。但是另一方面,在登巴德尼亚王朝时期,人们对文学创造的热情被极大地唤醒,这主要体现在佛教题材叙事诗的传承,以及学者僧人的文学创作上。这一时期的艺术和建筑延续了传统,但是明显减少了庄严感。还有一个独特的特征是不同宗教信仰的融合,如佛教和印度教。加达拉德尼亚寺由一名印度南部的建筑师主持建造,因此寺庙带有很多印度风格的装饰。这一建筑特征延续到今天。

写八股文须兼具经术与文学两方面的才学。如果单纯从文学或者语言学的角度而言,八股文应当是具有较高价值的。著名文学家周作人先生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附录中对八股文有相当高的评价:“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大关键。八股文不但是集合古今骈散的菁华,凡是从汉字的特别性质演变出的一切微妙的游艺,都包括在内,所以我们说它是中国文学的结晶。” 著名学者张中行先生也说:“由技巧的讲究方面看,至少我认为,在我们国产的诸文体中,高踞第一位的应该是八股文,其次才是诗的七律之类。”那么,八股文的固定格式是怎样的呢?

张旭为人洒脱不羁,豁达大度,卓尔不群,才华横溢,学识渊博,书法功力深厚。字如其人,字有奔放豪逸的气势,笔画连绵不断,有着飞檐走壁之险,开创了狂草书风格的典范。草书之美其实就在于信手即来,一气呵成,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传说张旭每当灵感到来,就把宣纸铺在地上,用长发作毛笔,直书狂草,犹如醉酒当歌,是那样的洒脱自在。《肚痛帖》、《古诗四帖》为其草书的传世作品。

  在博物馆里面的斯里兰卡“过渡时期”展览区域,有一座被透明玻璃保护起来的石碑吸引访客的视线。这块古朴带有明显中国古代艺术风格的石碑,是明朝伟大的航海家郑和于1409年途径斯里兰卡时,在德维努瓦拉一个寺庙树立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此碑于1911年被一位英国工程师在南部城市高尔(加勒)路口的下水道发现。

每篇八股文的结构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出题、后股、束股、落下10个部分组成。破题往往是一篇八股文成功的关键,因为阅卷的同考官工作量极大,他们首先最关注的破题是否有创意。承题,是承接破题,进一步阐明破题的意旨,起到补充阐发主题的作用。起讲,又称小讲、原起。需要开始模仿圣人的口气进行议论,进一步发挥题意。作者应当把自己当作圣贤的代言人,摹拟孔子、孟子或孔子的弟子等所谓圣贤的语气,在这一部分都用“意谓”、“若曰”、“以为”、“且夫”、“尝思”等词开头,称之为“入口气”。破题、承题和起讲这三个部分合起来也被统称为“帽子”;入手,又称入题、领上等,是用一两句或者两三句过渡性的句子将文章引入正题。

《古诗四帖》相传为张旭的真迹,在名贵的“五色笺”上书写梁代诗人庾信的《步虚词》二首和晋代诗人谢灵运的诗二首,是张旭幸存人世间的稀世墨宝。此帖张氏以独特的狂草书体,雄强奇伟,笔势纵逸。作品落笔力顶千钧,倾势而下,行笔婉转自如,有急有缓地荡漾在舒畅的韵律中。董其昌评说:“有悬崖坠,急雨旋风之势。”

  石碑高144.78厘米,宽76.2厘米,厚12.7厘米,顶部两角呈圆拱形,上方刻有二龙戏珠的浮雕,四周饰有花纹。石碑正面有用中文、泰米尔文和波斯文三种文字镌刻的碑文。三种文字的碑文内容有所不同,但都表示对佛祖释迦牟尼、婆罗门教保护神毗湿奴和伊斯兰教真主表示尊崇和敬仰。三种不同宗教文字出现在一块石碑上,这也同样符合斯里兰卡“过渡时期”艺术表现形式的特点。同时在这一区域,还能看到许多美丽的中国古代陶瓷制品。

入手之后,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后四个部分是全篇的主要部分,需要尽量发挥题目的意蕴。这四个部分中每一部分都必须有两股排比、对偶文字,共八股。起股,又称起比、提比等。用四、五句或七、八句排比文字开始发表议论,要提起全篇的气势。起股以后用一、二句或三、四句将全题点出,称为出题,出题之后是中股;中股,又称中比、中二比,字数多少没有规定,可以比起股略长,也可以比起股短,它是全篇文字的重心,要充分展开议论,将题目的主旨说透。后股,又称后比、后二比、后二大比,句式长短不固定。一般是中股长则后股短,中股短则后股长。这一股要将中股所没有完全阐发出来意思说明白,是全篇文字中最重要的部分。束股,又称束比,束二小比。用来阐发前六股所没有阐发完全的意思,呼应前文揭示全篇主旨。束股可以放在起股或中股之后,也可以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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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斯里兰卡学者认为,郑和碑充分体现了郑和以及中国古代人民的广阔胸怀和平等宽容精神。这与西方殖民者后来入侵斯里兰卡时修城堡、掠夺财务,强迫斯里兰卡人改变宗教信仰的做法形成鲜明的对照。《布施锡兰山佛寺碑》已成为中斯友谊的一大历史见证。

八股和六股都是明清科举考试的正格,此外还有10股、12股、14股甚至16股、18股等八股文的变体,但是这些变体中的破题、承题、起讲、落下、收结等仍应按八股文格式,不能擅自改变。八股文的写作有严格的字数要求,不过趋势是越写越长,字数不断增加。明代科举程式规定《四书》文每篇200字以上,“五经”文300字以上。清初《四书》文、“五经”文限每篇550字,超过字数则不予誊录。为能更好地表达语义,康熙二十年(1681)规定每篇八股文增至650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每篇增至700字,遂为定制,一直沿用至清末。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6

  漫步在博物馆中,近距离观察、接触石碑。虽然历经岁月沧桑,碑文表面损失严重、一些字迹已经模糊。但是依稀能感受到古朴之风徐徐而来,遥想郑和当初率队七下“西洋”,遍访亚非30多个国家,为促进中国同这些国家的经济、文化交流作出卓越贡献。

从这些要求看来,八股文是非常复杂的文体。出色的八股文不仅需要符合八股文的基本要求,而且要求对仗工整、合于声律,顺序要敷畅,气势要宏厚,起承转合一丝不苟,最好还能做到委婉而不直率,富丽而不浮华,言之有物。要写出这样的八股文,将《四书》、《五经》背的滚瓜烂熟是最基本的,然后深刻理解其中的每一句的含义,还要精通音韵学、文史方面的知识,因此,要写好八股文,必须具备哲学、史学、文学方面的知识,难度是相当大的。

《肚痛帖》无款,传为唐张旭书。草书6行,共30字。此帖用笔顿挫使转,刚柔相济,千变万化,神彩飘逸,写来洋洋洒洒一气贯之。从刻帖中可以看出,写此幅字时是蘸饱一笔一次写数字至墨竭为止,再蘸一笔。这样做可以保持字与字之间的气贯,还可以控制笔的粗细轻重变化,使整幅作品气韵生成,产生“神虬出霄汉,夏云出嵩华”的气势。(《肚痛帖》简介:忽肚痛不可堪 不知是冷热所 致欲服大黄汤 冷热俱有益 如何为计 非临。明王世贞跋云:“张旭《肚痛帖》及《千字文》数行,出鬼入神,倘恍不可测。”)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自1911年被发现以来,国内外学者对该碑碑文进行释解,但因原碑泰米尔和波斯文部分受损较为严重,极难释读。而中文部分大体可释,然因各种原因,前人释读结果不尽准确。中国驻斯里兰卡使馆文化处沈鸣一秘,通过实地勘察,并查阅大量资料,与原碑铭文仔细比对,最终得出准确中文释文并用书法书就释文,放置该碑一侧,供参观者识读。

科举的考试内容涉及经、史、文学等方面,至明清时期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是八股文。到我们现在只要一提到科举,人们就会自然而言地想到了八股文,毛泽东在批评党的文件程式化时也用了“党八股”一词,后来“八股”几乎成为“迂腐俗套”、“陈词滥调”的代名词或形容词。八股文究竟是什么样的文体,只能写出八股文,尤其是能写出优秀八股文的人真的就是无用的腐儒吗?八股文就真的那么容易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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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7月,受国家文化部派遣,沈鸣赴斯里兰卡中国使馆文化处任职一等秘书。2010年,沈鸣查阅了江苏省郑和研究会副秘书长吴之洪先生《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考》一文,了解到2005年,南京市鼓楼区政府决定在南京郑和宝船厂原址复建郑和宝船厂遗址景区,按原碑尺寸和风貌复制该碑,因此派吴于当年6月赴斯,对该碑全面考察,但因当时条件所限,吴无法将碑上的每个文字辨识清楚。回国后,南京方面虽组织专家辨认,仍无法将中文碑文全部文字释读清楚。结果在复制该碑时,有10处汉字做空白处理,实为憾事。其后,台湾龙村倪先生《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汉文通解》一文,该文对郑和布施碑中文文字考证结果与吴之洪文中的文字考证有多处出入,且龙文称其无缘亲睹该碑,释文仅是通过其他中外专家的论著推断而成。此外还查阅过斯里兰卡籍学者查迪玛和中国学者武元磊合写的《解读〈郑和锡兰山佛寺碑〉》一文,发现其释文与前两者不尽相同。之后,斯科伦坡国家博物馆馆长希瓦格(Ranjith Hewage)先生还向沈鸣提供了一件二十多年前对该碑作的中文释文影印件(作者佚名)。沈鸣亦发现与其他版本有所区别。不同版本,释文各异,孰对孰错,令人存疑。虽国外学者曾做过该碑拓片,但我国作为郑和故乡不曾拥有拓片原件。由此,一种想法油然而生:一、要设法推动南京方面派专家来斯为该碑制作拓片;二、请南京方面为该碑制作保护罩,对这一珍贵历史文物加以保护;三、寻机对郑和碑中文全文探个水落石出。

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是,现在很多批判八股文的人可能连一篇八股文都没有读过。更不要说写八股文了。以我们现在学者的文学、史学方面的知识和积累,包括我自己在内,全国恐怕都没有几个人能写出一篇像样的八股文了。我们现在很多人不要说写长篇的八股文,就连写一幅对联都很难符合音韵学的要求。在批评八股文时,能否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是“苛求”古人呢?一生受困于科场的《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对八股文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的作用是非常肯定的,他在《儒林外史》中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进士出身的近代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经也说过,八股文的作法“由简而繁,确是一种学文的方法”。经过写八股文的严格训练之后,再去作其他文体,就显得较容易了。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7

    机缘不负有心人。2013年12月,江苏省政协主席张连珍应斯国家遗产部部长邀请率江苏省友好代表团访斯。出问前夕,我处在与斯方协调时提议:一、由江苏省为郑和碑赠送一保护罩,因南京是郑和当年下西洋的始发地,据学者考证该碑显然是在南京奉召之后刻就,随宝船前往锡兰并于布施后留在当地。600多年后,江苏省有意为该碑制作保护罩,以体现祖国母亲对海外游子的亲切关爱;二、提议斯方邀请我方派专家赴斯对该碑进行拓片,以收藏这一中斯友好交流史上的重要历史文献。12月13日,江苏省友好代表团在与斯遗产部部长会谈时,张连珍主席宣布将向斯国家博物馆赠送一个郑和碑玻璃保护罩。斯国家遗产部部长加格特·巴拉苏里亚(Jagath Balasuriya)先生衷心感谢中方的支持和帮助并宣布同意江苏省派专家来斯为该碑制作拓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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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是一位纯粹的书法家,把满腔情感倾注在点画之间,旁若无人,如醉如痴,如癫如狂。相传他见公主与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之意;在河南邺县时爱看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并因此而得草书之神。唐代韩愈赞张旭书法为:“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衰,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这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对艺术的执着的真实写照。后人论及唐人书法,对欧、虞、褚、颜、柳、素等均有褒贬,唯对张旭无不赞叹不已,这是艺术史上绝无仅有的。张旭草书得笔法,后传大书法家颜真卿、崔邈。

    2014年5月22日,江苏省文物局应斯国家遗产部之邀,派出殷连生副局长、文保处徐森主任科员和南京博物院强明中研究员3人工作组抵斯,进行郑和碑拓片和玻璃罩安装工作。经过数天努力,工作组圆满完成了郑和碑的拓片工作,玻璃保护罩也遂于5月28日顺利安装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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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间,沈鸣有幸亲临博物馆现场,从不同角度仔细勘查,逐字核对全部碑文,经反复甄别推敲,终将碑文释读如下(文中(1)…(11)为沈鸣所加,标示原碑文行数)。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8

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碑文释读:

张旭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善于向别人学习借鉴,集纳各家之所长,使其书法臻于出神入化之境。其楷书是继承多于创造,那么他的草书则是书法上了不起的创新与发展了。在这些书法成就上也是源于一件事,开启了张氏的书法之旅。在唐人张国《幽闲鼓吹》中记述:张旭到常熟任县尉才十多天,有一个老翁为了一件小事到县衙内告状,张旭给他写了一张判决书,不料过了数日,这个老翁又来求判,张旭非常恼火,责备这个老翁道:“你怎么敢为了一件细小闲事屡次来求判。吵扰衙门!”这个老翁回答说:“我实在不是为了再来求判,而是因为看到你上次判决书上的书法笔迹奇妙,想多得一些作为墨宝珍藏起来。”当张旭在谈话间得知这老翁家藏有其先父的遗墨精品时,就要他拿来观览。张旭看到老翁先父的墨迹时,方信老人的父亲确实是擅长书法的人,从此张旭尽得运用笔法的妙旨,书艺大进。

    ⑴ 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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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 皇帝遣太監鄭和王貴通等昭告于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09

    ⑶ 佛世尊 曰仰惟慈尊圓明廣大道臻玄妙法濟群倫歷劫河沙悉歸弘化能仁慧力妙應無方惟錫蘭山介乎海南客言梵

张旭不仅善于书法,又工诗。与贺知章、张若虚、包融号称“吴中四士”。张氏的诗 ,今存六首,都是写自然景色的绝句,构思新颖,意境幽深,独具一格。其七绝《山行留客》:“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许多学子也能背诵。他的《桃花溪》诗也备受推崇。

    ⑷ 刹靈感翕彰比者遣使詔諭諸番海道之開深賴慈祐人舟安利來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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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虞永惟大德禮用報施謹以金銀織金紵絲寶旛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10

    ⑸ 香爐花瓶紵絲表裏燈燭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養惟

张旭(675年—约750年),字伯高,一字季明,汉族,唐朝吴县(今江苏苏州)人。初仕为常熟尉,后官至金吾长史,世称“张长史。”善草书,性好酒,世称张颠,也是“饮中八仙”之一。其母陆氏为初唐书家陆柬之的侄女,即虞世南的外孙女。陆氏世代以书传业,有称于史唐文宗曾下诏,以李白诗歌、裴旻剑舞、张旭草书为“三绝”。

    ⑹ 世尊鑒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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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⑺ 總計布施錫蘭山立佛等寺供養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11

    ⑻ 金壹阡錢 銀伍阡錢 各色紵絲伍拾疋 各色絹伍拾疋 織金紵絲寶旛肆對 納 紅貳對 黄壹對 青壹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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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⑼ 古銅香爐伍箇戧金座全 古銅花瓶對戧金座全 黄銅燭臺伍對戧金座全 黄銅燈盞伍箇戧金座全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12

    ⑽ 硃紅漆戧金香盒伍箇 金蓮花陸對 香油貳阡伍伯觔 蠟燭壹拾對 檀香壹拾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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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⑾ 旹永樂柒年歲次己丑二月甲戌朔日謹施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13

    斯里兰卡【郑和布施碑】刻有龙纹、汉字,明显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碑,在一片斯里兰卡的碑林中,显得极不寻常--这就是著名的郑和布施碑,现存于科伦坡市中心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一层的石碑大厅里。这块石碑的发现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剑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吉里斯教授认为,它消除了人们在郑和访斯确切时间问题上的疑问,因其清楚表明郑和在1409年前后曾数次访问斯里兰卡(当时称为锡兰山)。碑顶部雕刻有栩栩如生的两条龙。石碑碑文区域约112厘米高,69厘米宽,边缘饰有花边。石碑右侧112厘米高、25.4厘米宽的区域雕刻的是中文;其余部分则分别雕刻的是泰米尔文和波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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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随郑和出访的费信所著《星槎胜览》一书,“郑和碑”是公元1409年郑和第一次到斯里兰卡时所建:“永乐七年,皇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等赍捧诏敕、金银供器……织金宝幡,布施于寺,及遣石碑。”斯里兰卡学术界认为这块石碑树立于1411年,是郑和第三次下西洋时从南京带来,主要是纪念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在斯里兰卡的事迹。

张旭书法【郎官石柱记】14

    综合上述史料,大致可以判断,郑和至少到过斯里兰卡两次,立碑之举应该是第二次或第三次所为,而不应该是第一次。这跟郑和到斯里兰卡后的主要活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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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史》记载,“六年九月,再往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诱和至国中,索金币,发兵劫和舟。和觇贼大众既出,国内虚,率所统二千余人,出不意攻破其城,生擒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劫和舟者闻之,还自救,官军复大破之。九年六月献俘于朝。帝赦不诛,释归国。”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爱德华·W·佩雷拉认为,这块碑记载的是郑和第二次访问锡兰时的活动,而这块碑可能是在中国奉明朝皇帝的命令刻制,由郑和船队将其和准备敬献给科提王朝佛牙寺的礼物一同带到锡兰。斯里兰卡史书上对这段历史没有详细记载,但提到锡兰一位国王曾经被中国人擒获。

    中斯两国的有关记载均表明,郑和两次前往斯里兰卡,都遇到了一定的阻力,但事件最后得以和平解决。此后,斯里兰卡与明朝的关系更加密切,不断派使者朝贡。对于那段历史,【郑和碑】碑文是极为重要的佐证。中文碑文写着:“大明皇帝遣太监郑和、王清濂等昭告于佛世尊。曰:仰维慈尊,圆明广大;道德玄妙,法济群伦;魔劫河沙,约归弘化;能仁慧力,妙应无方。惟锡兰山,介乎海南;信言梵刹,灵应翕彰。比者遣使,诏谕诸番。海道口开,鸿颐慈佑;人无灾劫,来往无虞;永惟大德,礼用报施。谨以金银、织金彩丝宝幡、香炉、花瓶、彩丝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尊,以光供奉,惟世尊鉴之。”这段文字,写的就是郑和等受明代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到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后面列有清单,碑文的落款是永乐七年二月,即1409年2月。这应该是经过最初戏剧性的外交“磨合”之后,两国礼尚往来的和平之举了。

    但郑和碑碑文的价值绝不仅限于此。这块碑使用了中文、泰米尔语、波斯语三种文字,中文的大致内容已列于上;学者研究表明,泰米尔语的碑文表示的是对南印度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敬献;波斯语的碑文则表示对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给予敬仰之情,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

    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的碑文,一方面反映了郑和对各主权国人民的尊重和他本人的宗教宽容性;另一方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致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可以说,这块石碑是郑和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斯里兰卡学者则认为,这表明中国当时已经有世界性的眼光。

    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执行馆长拉吉特·希瓦吉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郑和下西洋是一个极为重要历史事件,“郑和碑“的发现表明当时中国和斯里兰卡之间有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尤其是良好的商务合作关系,这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关系。他说,郑和下西洋将中国和斯里兰卡的友好交往关系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自郑和踏上这块光明而富饶的土地以来,600年过去了。透过小小的【郑和碑】,一代航海家郑和博大的胸怀、宽容的精神和非凡的世界性目光,至今仍然让人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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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碑【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书法欣赏12

     斯里兰卡具有扼印度洋咽喉的天然海上交通优势,是600年前郑和船队北上印度、西去东非的必经之地。中斯两国的史料均表明,郑和船队曾多次到达斯里兰卡,而郑和碑的发现则为这段历史提供了确凿的证明。

    斯里兰卡的郑和碑被历史学家称为“郑和布施碑”或“三种文字碑”,它是年在斯南部港口城市加勒被工程师H·F·托马林发现的,当时这块石碑碑文朝下盖在一个管道口上。托马林将这块石碑转移存放。这块石碑的发现当时就引起了轰动,剑桥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吉里斯教授认为,它消除了人们在郑和访斯确切时间问题上的疑问,因其清楚表明郑和在1409年前后曾数次访问斯里兰卡(当时称锡兰山)。斯里兰卡独立后,这块碑被送到了位于科伦坡的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保存。

    记者曾多次在国立博物馆一层的石碑大厅看到这块刻有龙纹和汉字、明显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碑。由于年代久远,石碑上的文字肉眼已经难以辨认。在斯里兰卡国立博物馆执行馆长拉吉特·希瓦吉先生的帮助下,记者辗转找到了石碑中文碑文的拓片复印件。碑文记载的是郑和等受明朝皇帝派遣,下西洋时来斯里兰卡巡礼圣迹,向佛教寺庙布施香礼,以竖碑记之的情况,后面列有布施祭品的清单,碑文的落款是永乐七年二月,即1409年2月。

    这块碑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用3种文字刻制的,除了中文外,还有泰米尔文和波斯文,它们是当时印度洋地区商人间的通用语言。与中文不同,这两种文字的碑文有些部分已经难于辨识,但学者的研究表明,泰米尔语的碑文表示的是对泰米尔人信奉的婆罗门教保护神毗瑟奴的敬献;波斯语的碑文则表示对伊斯兰教信奉的真主给予敬仰之情,两种文字也都记载了大致相同的郑和一行向两种宗教神灵敬献祭品的情况。

    斯里兰卡著名历史学家、伦敦大学博士洛娜·德瓦拉贾在就郑和访问斯里兰卡一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却能在一块碑上以三种宗教为对象,表示同样的礼敬与尊重,一方面反映了郑和以及明朝统治者对各国人民的尊重和宗教上的宽容性;另一方面则反映出郑和一行希望他们所从事的经济、文化交流活动不至于受到宗教对立的影响。可以说,这块石碑是郑和以及当时明朝皇帝和平宽容精神的体现和象征,同时也表明中国当时具有极为宽广的胸怀和世界性的眼光。

    记者前不久前往科伦坡南部约120公里的加勒市采访。由于文献上有很清楚的记载,记者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找到了石碑的发现地克里普斯路。那是一条长约一公里、宽约五六米的小马路,马路的一侧是铁路,另外一侧是民房。巧的是,那里也是一个穆斯林聚居区。记者在路边问见多识广的三轮出租车司机是否知道这条路上发现过一个有中国文字的石碑,他们都说不知道。但说起中国,每个人都会滔滔不绝地讲出很多。

    而在距离克里普斯路几百米远的地方,就是欧洲殖民者留下的高大城堡。那里如今是一个旅游胜地,也是斯里兰卡过去那段历史的永久纪念。洛娜教授曾经把郑和的访问与欧洲殖民者的到来做过一个比较。她说,郑和时代印度洋地区进行的是一种多种族、多宗教、多文化和多语言的和平交往,郑和碑正是这种交往的象征。与之完全相反的是,16世纪的欧洲殖民者带来的是狭隘、暴力和对当地文化的灭绝。

二、福建长乐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书法碑文研究

    福建长乐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是郑和于明宣德六年十一月第七次出使时镌刻的,全文1177字,记载了郑和七下西洋的时间、所历诸国及在长乐活动情况,是目前国内研究郑和下西洋最珍贵的实物史料。

    郑和【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天妃碑、郑和碑,系明宣德六年(1431)冬,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的石碑。碑身高162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座高29厘米,碑额镌篆文“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碑文楷书计1177字,历述下西洋目的、意义,前六次下西洋经过、成果和第七次下西洋任务,以及在长乐修建寺、宫、殿和刻碑、铸钟的情况,是研究郑和下西洋和中外交往史的珍贵史料。      【天妃灵应之记碑】又称《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大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和副使太监李兴、朱良等人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以等候季风开洋,在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三峰塔寺并新建三清宝殿之后,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碑以黑色页岩为料,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其中二字残损。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正文楷书直下计31行,首行68字,全文共1177字,除9字磨损外,尚可完整辨识。碑文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05年~1431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这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抗日战争爆发,为免遭战争破坏,特将此碑运至南平市保存。战后运回,移到现长乐师范附小院内,1961年,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建碑亭加以保护。现移置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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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书法欣赏01

    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又称《天妃之神灵应记》碑,俗称“郑和碑”。大明宣德六年(公元1431年),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和副使太监李兴、朱良等人在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寄泊福建长乐以等候季风开洋,在重修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三峰塔寺并新建三清宝殿之后,镌嵌《天妃灵应之记》碑于南山宫殿中。碑以黑色页岩为料,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六字,其中二字残损。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

  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正文楷书直下计31行,首行68字,全文共1177字,除9字磨损外,尚可完整辨识。碑文记述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六年(公元1405年~1431年)间,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百余艘,以先进的航海技术七次下西洋的经历。这是研究郑和下西洋价值很高的实物史料。

    抗日战争爆发,为免遭战争破坏,特将此碑运至南平市保存。战后运回,移到现长乐师范附小院内,1961年,福建省人民委员会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建碑亭加以保护。现移置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

    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碑高1.62米,宽0.78米,厚 0.16米。明宣德六年(1431年)十一月,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前,寄泊长乐,候季风开航,于重修南山天妃宫时所立。碑以黑色页岩为料,碑额正中篆书“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两旁阴刻如意云水纹。碑体边框刻缠枝番莲纹。碑文楷书直下计31行,全文共1177字,详细记载了天妃灵应的故事和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时间与经过。这是研究中国明代海外交通史和中外交往史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明史》中,关于郑和七下西洋的年月、航行路线、到达国名等方面的记载大多是错误的。84年前,从长乐南山天妃宫遗址中挖出来的一块石碑的碑文内容,纠正了这些错误。天妃灵应之记碑碑额书有小篆“天妃灵应之记”6字,其中2字残损。字框的上端及两侧阴镌线刻如意云气纹,顶端正中涌出一轮圆月,石碑正文四周镌刻着缠枝蕃莲花纹。

  陈迟是郑和史迹陈列馆馆长,也是长乐郑和研究会理事。对于这块碑的内容和重要意义,陈迟再清楚不过了。“它是一份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纠正了《明史》等书籍对七下西洋的年月、航行路线、到达国名等方面的记载错误。”陈迟说,涉及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档案资料,大多在明代中叶被“海禁派”所销毁。这给后人了解郑和下西洋的详细过程,带来了困难。《明史》是在郑和下西洋之后200多年才编纂的,难免有差错。因此,像天妃灵应之记碑这样的实物史料,很是珍贵。

  陈迟告诉记者,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往返年代和意义,过去一直以乾隆年间张廷玉纂修的《明史》为准。《明史》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寻找流亡海外的建文帝,并展示大明的兵力”。但根据天妃灵应之记碑文记载,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往诸番国,开读赏赐”。前者的说法充满火药味,后者的内涵则是经贸文化交流、和平外交。前者为后来学者所编撰,后者为郑和亲自刊记,可信度更高。“其碑文可订正和补充史书记载中的某些错误与不足,是我们祖先开辟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石碑曾一度在战乱中遗失。天妃灵应之记碑的发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翻开福建省档案馆尘封的历史档案,它的发现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天妃灵应之记》碑最早立于长乐南山天妃宫内,由于年久失修,寺宇倒塌,被深埋于荒土之中。1930年,长乐县城一位农民在南山天妃行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此碑,当时长乐知县吴鼎芬知道此碑的珍贵,派人将其移置于县署“思善斋”侧。吴鼎芬离任后,碑石又被乱草掩盖。

    1935年,湖南湘乡人王伯秋担任福建省第一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长乐县长期间,偶然间在县署档案中,发现了这块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碑刻的记载,于是费尽心机寻找,终于在荒烟蔓草中发现它,洗剔摹拓后分寄国内外学者鉴定,逐渐被各界人士所珍视,于是和江苏太仓天妃宫的《通番事迹之记》碑文(原碑已毁)同时公布于世。

    由于原始档案被毁,官修的《明史》也是在郑和下西洋后200多年才编纂的,所以《天妃灵应之记》碑是研究郑和下西洋最为确凿可靠的直接“证据”,它的发现在当时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学者们纷纷写文章进行评述、考证,掀起了以实物资料与文献资料相结合进行研究的新热潮。

    抗日战争爆发,战火燃遍福建沿海。长乐三面环海,易攻难守。为了不让重要物资尤其是具有极高历史价值的文物沦落敌手,王伯秋专员大力组织民众疏散物资,他决定将《天妃灵应之记》碑北运,寄存于安全之处。在碑石临运走之前,王伯秋专员特别嘱咐他的手下林治渭,战后务必排除万难,运回此碑。不久,第一区行政专员公署北撤,王专员离职,碑石最终寄藏在何处便无人知晓了。

    抗战胜利后,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林治渭并没有忘记王专员的嘱托。后因工作关系,到福建省教育厅,看见厅长郑贞文和教育厅第一科的办公室里,陈列着一些长乐古物,就向郑厅长询问《天妃灵应之记》碑的下落,郑厅长吩咐主管单位调阅档案查 抗战胜利后,从事教育行政工作的林治渭并没有忘记王专员的嘱托。后因工作关系,到福建省教育厅,看见厅长郑贞文和教育厅第一科的办公室里,陈列着一些长乐古物,就向郑厅长询问《天妃灵应之记》碑的下落,郑厅长吩咐主管单位调阅档案查找线索,但没有找到。后来,林治渭获准调任长乐教育科长,开始四处寻找碑石的下落。

    一次,在与福建省立图书馆馆长萨北寅闲谈中,萨馆长提到当年长乐古物北运时,曾经想寄藏于省立图书馆,由于当时图书馆也在搬迁之列,所以没有接受。林治渭请他马上调阅档案查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档案中找到线索,原来碑石寄藏于南平福建省建设厅仓库中。

    林治渭马上与省建设厅主任秘书郑坦联系,呈上长乐县府请求发还寄存南平仓库古碑的公文以及省立图书馆有关档案。郑坦翻阅良久后,说:物归原主,理所当然,只是省研究院曾提出将这块碑石交由他们保管,长乐县府必须派人赴南平办妥手续后才能发还。林治渭回县之后,立即拟好公文,筹足旅运费,指派民教馆馆长陈克家火速赶往南平办理相关事宜。几天后,几经辗转的长乐《天妃灵应之记》碑,终于回到了长乐,“安卧”在县民教馆长廊里。  郑和七下西洋开创了世界航海史之先河。每次出海前,郑和都在长乐驻泊,造船练兵,这也给福建的造船业、航海业和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繁荣。明朝王应山在《闽都记》中就曾提到,郑和在长乐造船时,这里贸易繁荣。

  陈迟介绍,按照碑文记载,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郑和下西洋后,大大推动了中外和平友好交流,促进对外经济贸易,许多国家的国王及其亲属、使臣纷纷随同郑和宝船来华朝贡,从福州或泉州上岸,然后再由驿道进京。有些使节和其亲随甚至会在长乐住上一段时间。

  天妃灵应之记碑记载,永乐十五年,郑和下西洋时,各国争先进贡本国的珍贵动物,其中“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禄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各国的珍奇动物从长乐被带到了全国各地。郑和七下西洋及其后一段时期,长乐太平港成了一处著名的贸易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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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和碑【天妃灵应之记碑】书法欣赏02

    长乐市南山郑和史迹陈列馆内有一块《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郑和碑),这是现存的唯一一块郑和“自传”碑。郑和以自己的口吻,详细描述了下西洋的经历。这块碑是郑和、王景弘等人于1431年11月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夕在长乐镌刻而成,置于南山天妃宫内。碑高1.62米,宽0.78米,厚0.16米,碑额篆书“天妃灵应之记”。

  碑文楷书31行,刻文1177字,除9字磨损外,均清晰可读。碑文记述郑和六次下西洋的时间、地点和主要事迹,以及第七次下西洋的时间和任务。作为郑和下西洋的第一手资料,该碑对订正和补充史书的错误和缺漏具有重要作用。

  这块碑最早立于长乐南山天妃宫内,由于年久失修、寺宇倒塌,被埋在荒草之中。1930年,一位长乐县城农民在南山天妃宫遗址挖土时发现了这块碑,当时长乐知县吴鼎芬派人将其移置于县衙。吴鼎芬离任后,这块碑又被荒草乱石掩盖。

  1935年,时任长乐县长的王伯秋找到了这块碑。抗日战争爆发后,这块碑被运至南平保存,战后移至现长乐师范附小院内,1961年被确定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新建碑亭加以保护。

    浏河天妃宫,又名“天妃灵慈宫”,俗称“娘娘庙”,为我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历史遗迹。始建于北宋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元代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移建于现址。浏河天妃宫同湄洲妈祖庙、泉州天后宫、天津天后宫一起被统称为大陆元代“四大妈祖庙”。浏河天妃宫因此成为江南地区最古老、最负盛名、最具独特历史价值的妈祖庙。

    当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都在这里祭拜妈祖,以祈求海上的平安,场面非常隆重。郑和七次下西洋,每次从刘家港出海之前都必先率船队官兵把天妃宫修葺一新,在此进香祈求朝拜海神娘娘,祈佑出海平安,而每次平安归航时又要至此朝拜谢神,并供奉船模,并将记载七次下西洋经过的《通番事迹碑》立于天妃宫内。碑以黑色页岩为料,碑额正中篆书“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两旁阴刻如意云水纹。碑体边框刻缠枝番莲纹。碑文楷书直下计31行,全文共1177字,详细记载了天妃灵应的故事和三保太监郑和奉使统率远洋船队七次下西洋的时间与经过。这是研究中国明代海外交通史和中外交往史的一份极为珍贵的实物史料。

    【天妃灵应之记碑】(俗称天妃碑、郑和碑),系明宣德六年(1431年)冬,郑和第七次出使西洋前在长乐候风时镌立的石碑。碑身高162厘米,宽78厘米,厚16厘米,碑座高29厘米,碑额镌篆文“天妃灵应之记”,饰以祥云捧日图案,碑身周饰缠枝蕃莲纹。碑文楷书计1177字,详细记载了郑和所率领的庞大船队七次奉使西洋,历经亚非几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实况,其中还记载了航行的时间、船只、人员、编制、修舶设备等,这可订正和补充史书记载的错误与不足。有关郑和下西洋的记事刻石,苏州娄东刘家港北漕天妃宫原有《通番事迹记》碑石一块,惜已不存。故此碑为记述郑和航海仅存的珍贵文物,是研究我国明代郑和航海史的原始史料和珍贵文物。现存于长乐孔庙的化龙池旁,国家文物管理部门为之重建碑亭,予以保护。

天妃之灵应记【碑文】皇明混一海宇,超三代而轶汉唐,际天极地,罔不臣妾。其西域之西,迤北之北,固远矣,而程途可计。若海外诸番,实为遐壤,皆捧琛执贽,重译来朝。皇上嘉其忠诚,命和等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巨舶百余艘,赍币往赉之,所以宣德化而柔远人也。自永乐三年奉使西洋,迨今七次,所历番国,由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暹罗国,直逾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国、阿丹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观夫海洋,洪涛接天,巨浪如山,视诸夷域,迥隔于烟霞缥缈之间。而我之云帆高张,昼夜星驰,涉彼狂澜,若履通衢者,诚荷朝廷威福之致,尤赖天妃之神护佑之德也。神之灵固尝著于昔时,而盛显于当代。溟渤之间,或遇风涛,即有神灯烛于帆樯,灵光一临,则变险为夷,虽在颠连,亦保无虞。及临外邦,番王之不恭者,生擒之;蛮寇之侵掠者,剿灭之。由是海道清宁、番人仰赖者,皆神之赐也。神之感应,未易殚举。昔尝奏请于朝,纪德太常,建宫于南京龙江之上,永传祀典。钦蒙御制纪文,以彰灵贶,褒美至矣。然神之灵无往不在,若长乐南山之行宫,余由舟师累驻于斯,伺风开洋,乃于永乐十年奏建,以为官军祈报之所。既严且整,右有南山塔寺,历岁久深,荒凉颓圮,每就修葺,数载之间,殿堂禅室,弘胜旧规。今年春,仍往诸番,蚁舟兹港,复修佛宇神宫,益加华美。而又发心施财,鼎建三清宝殿一所于宫之左,雕妆圣像,粲然一新,钟鼓供仪,靡不具备,佥谓如是庶足以尽恭事天地神明之心。众愿如斯,咸乐趋事,殿庑宏丽,不日成之。画栋连云,如翚如翼,且有青松翠竹掩映左右,神安人悦,诚胜境也。斯土斯民,岂不咸臻福利哉?人能竭忠以事君,则事无不立;尽诚以事神,则祷无不应。和等上荷圣君宠命之隆,下致远夷敬信之厚,统舟师之众,掌钱帛之多,夙夜拳拳,惟恐弗逮,无不竭忠于国事,尽诚于神明乎?师旅之安宁,往回之康济者,乌可不知所自乎?是用著神之德于石,并记诸番往回之岁月,以贻永久焉。一.永乐三年,统领舟师,至古里等国。时海寇陈祖义,聚众三佛齐国,劫掠番商,亦来犯我舟师,即有神兵阴助,一鼓而殄灭之,至五年回。一.永乐五年,统领舟师,往爪哇、古里、柯枝、暹罗等国,王各以珍宝、珍禽、异兽贡献,至七年回还。一.永乐七年,统领舟师,往前各国,道经锡兰山国,其主亚烈苦奈儿负固不恭,谋害舟师,赖神显应知觉,遂生擒其王,至九年归献,寻蒙恩宥,俾归本国。一.永乐十一年,统领舟师,往忽鲁谟斯等国,其苏门答腊国有伪王苏斡剌,寇侵本国,其王宰奴里阿比丁,遣使赴阙陈诉,就率官兵剿捕。赖神默助,生擒伪王,至十三年归献。是年,满剌加国王亲率妻子朝贡。一.永乐十五年,统领舟师往西域,其忽鲁谟斯国进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麒麟,番名祖剌法,并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花福绿并狮子;卜剌哇国进千里骆驼并驼鸡;爪哇、古里国进麋里羔兽。若乃藏山隐海之灵物,沉沙栖陆之伟宝,莫不争先呈献,或遣王男,或遣王叔、王弟,赍捧金叶表文朝贡。一.永乐十九年,统领舟师,遣忽鲁谟斯等国,使臣久侍京都者,悉还本国。其各国王益修职贡,视前有加。一.宣德六年,仍统舟师,往诸番国,开读赏赐,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开洋。思昔数次皆仗神明助佑之功如是,勒记于石。宣德六年岁次辛亥仲冬吉日,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都指挥朱真、王衡等立。正一住持杨一初稽首请立石。【碑文今译】大明皇朝统一了天下,它的功业超越夏、商、周三代和汉、唐两朝,远至天边地极,没有不以臣、妾这礼归顺我朝的,在那西域的西边,从那北疆往北,固然很遥远,尚能计其路途里程;若是海外那些番国,实在是十分远僻的地方,它们的使者都捧着珍宝,带着礼物,通过辗转的翻译前来拜访朝见。我们皇上对他们的忠诚友善之意深表赞许,委派郑和等人统率数万名的官吏、军官和士卒,乘坐一百多艘的大海船,携带了财宝礼物前往,赏赐给他们,以此宣扬朝廷的恩德教化并安抚远方的人民。从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奉使命下西洋,至今已七次。我们所经历的海外务番国,从占城国、爪哇国、三佛齐国、进罗国、径直穿越南天竺、锡兰山国、古里国、柯枝国,而后抵达西域的鲁谟斯国,木骨都束国,大小共三十余国;远涉重洋,航程达十万余时里。纵观海洋之上,巨大的海涛远接天涯,高大的浪头犹如山岳,遥望那些海外番国,在烟霞缥缈之中远隔分布着。但是,我们的船队都高高挂起如云蔽天的风帆,不分昼夜地象流星一般疾驰,横渡那狂涛恶浪,就象在大街上漫步一样。这些,实在是荷蒙朝廷赐给的恩威和福气,更是仰赖天妃之神妈祖娘娘的庇护、保佑的功德。天妃的神灵不仅在往者称著,而且在当代大显灵应,我们在大海上航行,每当遇到大风大浪,就有一盏神灯照耀在船上,神光一旦降临,就化险为夷。即使在危难困顿之中,也能得保平安,及至我们到达外邦,遇上那些不恭顺的番王,就把他们活捉了;对那些胆敢来侵犯掳掠的异国盗贼,就把他们剿灭了。从此,少引航路清平安宁,海外各国人民仰赖我们。这都是天妃之神的恩赐啊!天妃神灵的感召显应,难到——枚举。从前,我们曾向朝廷奏请,在太常寺档案里纪录其功德,又在南京龙江之滨建立天妃宫,以永远传续其祭祀典制;又承蒙皇一恩准,颁发纪念文告,用以显扬神灵的惠赐,极尽褒誉赞美之词。然而,天妃的神灵无所不至。如长乐南山的天妃行宫,我们随舟师屡次驻在这里,等候顺风开船出发洋,于是在永乐十年(1412年)奏请建宫,作为官员将士祈祷、答报神灵的处所,十分严整壮观。它的右边,有南山三峰塔寺,经过久远的岁月,已经荒凉倒塌。我们时常就近如以修葺。经过几年时间,该寺的殿堂和僧舍,大大胜过旧时的规模。1431年春天,我们继续前往海外各国,大小船只聚在这晨的太平港,修葺了佛寺和天妃宫,使之更加华丽美观;同时,还发愿——求无上菩堤堤之心——施舍钱财,在天妃宫的左边鼎力建造一所颇具规模的三清宝殿;雕塑妆点圣像,灿烂辉煌;钟、鼓和供奉的仪仗,没有不俱备的。众人认为这样做,是希翼能充分表明心愿。大家怀着这个愿望,都乐意努力从事,宏伟壮丽的大殿和两座,不多的时日就建成了。彩绘栋梁缭绕着云霓,象是振翅欲飞,同时,左右两旁还掩映着青松翠竹。这个神安人悦的地方,实在是胜地美景啊!这一方土地,这一方民众,怎能不因此而增添福祉吉祥呢?人们要是能竭尽忠心来事奉君王,就没有办不成的事,能竭尽诚意来事奉神明,那么,祷祝就没有不灵验的,郑和等人,在上荷蒙圣明的君主的宠信、重任,在下负有转达敬重诚笃的情谊给远方外邦的重要使命,统率庞大的舟师,掌管巨额的七财,朝思募想,只怕不能完成使命,哪能不竭忠尽力为国从事,哪能不尽虔诚之心事奉神明呢!为此,特意勒石铭碑,彰显天妃之神的功德,并记载几度往返海外各番国的年月,以留下永久的纪念!一、永乐三年(1405年),我们统率舟师,到达古里等国。当时,海盗陈祖义在三佛齐国啸聚部众,洗劫抢掠外国商人,也来侵犯我们船队。当即有神兵暗中相助,一鼓作气歼灭了他们,到永乐五年(1407年),船队回国。二、永乐五年(1407年),我们统率舟师前往爪哇、古里、柯枝、进罗等国,当地的国王分别贡献了珍宝和珍禽异兽,永乐七年(1409年),船队返回国内。三、永乐七年(1409年),我们统率舟师去往从前到过的各国,途经锡兰山国时,那个叫亚烈苦奈儿的国王凭恃险要,态度傲慢不友好,还妄图侵害我们,仰赖天妃之神显应,发觉其阴谋,于是活捉了那个国王,在永乐九年(1411年)归国献俘;不久,得到皇上开恩宽待,认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去。四、永乐十一年(1413年),我们统率舟师前往忽鲁谟斯等国。其中,苏门答腊月了个伪王叫苏斡剌,发兵侵扰自己的国家,该国国王宰奴里阿比丁,派遣使者向我朝廷陈诉此事,于是,我们率兵剿捕伪王,仰赖天妃之神暗中相助,活捉了伪王,在永乐十三年(1415年)归国献俘,同年,满剌加国王亲自率领妻、子等前来朝贡。五、永乐十五年(1417年),我们统率舟师前往西域。其中,忽鲁谟斯国进贡了狮子、金钱豹、大西马;阿丹国进贡了麒麒——当地称为》“祖剌法”(长颈鹿),以及长角“马哈”兽;木骨都束国进贡了“花福禄”(斑马)和狮子;卜喇哇国进贡能行千里的骆驼和鸵鸟;爪哇、古里等国进贡“糜里羔”兽。这些都是藏于深山、隐潜海中的灵异之物;深伏沙漠、栖息陆地的、伟岸的珍宝,他们莫不争先呈献;有的还派遣王子,有的派遣王叔、王弟、携带捧奉着金叶制成的表奏文书,前来朝见。六、永乐十九年(1421年),我们统率舟师,让忽鲁谟斯等国久留我朝京都的使臣,全部返回自己的国家。此后,这些国家比以往更加守职分、作贡献。七、宣德六年(1431年),我们还要统率舟师前往这些海外国家,开读诏书、赏赐礼物。驻泊在这个港口(太平港),等候北风开船出洋。回想过去,曾经屡次仰仗神明的相助、庇佑的功德,因此在石碑上镌刻了这篇碑记。宣德六年(1431年),岁序是辛亥年,仲冬(旧历十一月)里的一个好日子。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副使太监李兴、朱良、周满、洪保、杨真、张达、吴忠和都指挥朱真、王衍等立碑;正一派道门主持人杨一初叩首请求立碑。【碑文涉及的中外地名】西域在古代,狭义的“西域”指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地区;广义的“西域”指越过“狭义的西域”向西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中亚、西亚、印度半岛,直至欧洲东部、非洲东北部。“其西域之西”中的“西域”指狭义西域,若与下文“迄北”对应,似可作“西部疆域”解;“西域忽鲁谟斯国”中的“西域”指广义西域。

西洋元、明时的西洋,指南中国海以西(约东经110°以西),相当于今文莱达鲁萨兰国以西的海洋和沿海各地,远至印度半岛、波斯湾及红海沿岸、非洲东北部一带。

占城国亦称占婆,古国名,在今越南的中南部。中国史籍上曾称之为林邑、环王。当地盛产稻谷,称“占城稻”,为稻谷良种之一,宋代传入中国;郑和下西洋后,占城稻在中国长江、珠江、闽江流域大面积引种、推广。福建省福州长乐一带称此稻为“占谷”或“黄占”,直至20世纪都是当地高杆晚稻的一个优良品种。

爪哇国亦即麻口若巴歇国,在今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JavaIsland)。唐代以来的史籍称其地为“诃陵”、“阇婆”、“社婆”、“爪哇”等。该岛北临爪哇海,南滨印度洋,面积12.6万平方公里,人口近亿,是印尼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主要城市有雅加达(印尼首都)、万隆、三宝垄、泗水(华裔长乐人聚居地)、苏拉卡尔塔(梭罗)。

三佛齐国亦即室利佛逝国,梵文Srivijaya的音译,在今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岛上的古国,国都约在今巨港(巴邻旁,Balenbang),位于苏门答腊岛东南部慕西河畔。

进罗国泰国(Thailand)的旧称,位于东南亚中南半岛中部。14世纪中叶,由进国与逻国合并而成,南临进罗湾。现首都为曼谷,泰国的华侨与华裔人数居东南亚首位。

南天竺天竺是古印度的别称,古籍又称天竺为身毒。天竺分北、中、南三部分,南天竺指印度半岛的南部地区。

锡兰山国亦即锡兰(Ceylan),或称狮子国,今称斯里兰卡(Srilangka),为南亚岛国,隔保克海峡与印度东南部相望,面积6.5万平方公里,为佛教古国之一,主要民族为僧伽罗族与泰米尔族。首都科伦坡(Colombo),位于该岛西南。

古里国又称“古里佛”,故地约在今印度西南部喀拉拉邦的科泽科德(Koxhikode)一带,为海上交通要冲。明永乐五年(1407年)郑和第二次下西洋时曾到此访问并立碑纪念。

柯枝国亦译作“国贞”,故地在今印度西南部的柯钦(Cochin)一带,是航道要冲和重要港口。15世纪初与中国有友好往来。

忽鲁谟斯国即霍尔木兹(Hormuz),又译作和尔木斯,故地在今伊朗东南米纳布(Minab)附近,临霍尔木兹海峡,废址在霍尔木兹岛北岸,扼波斯湾出口处,为古代交通贸易要冲,今为对岸阿巴斯港所取代。

木骨都束国今译作摩加迪沙(Mogadiscio)是被称为非洲之角的索马里共和国首都,位于索马里东南,临印度洋。13世纪以前建有古城。郑和下西洋曾两度访此。

南京龙江明初设“龙江船厂”于此,故址在今南京下关三汊河附近的中保村一带。水道旧称龙江,出龙江关通长江。龙江船厂曾为郑和下西洋造“宝船”,故又称“宝船厂”,造船的船坞叫“船作”,遗址犹存,宛如一口口巨大的水塘。1957年此地出土一根大舵杆,长1107米,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此舵杆之长,足证郑和宝船规模之大。据《龙江船厂志》载,1411年(永乐九年)该船厂“改、造海船247只,备使西洋诸国”。龙江之滨原有天妃宫,已圮。

长乐南山因位于福建省长乐县县治之南而得名,今长乐县城区街道环绕此山。海拔仅约四十余米,又称登高山;该山有兰茗、香界、石林三个小山峰,故亦称三峰山,山上有塔,称三峰塔(圣寿宝塔);有寺称三峰寺或三峰塔寺;寺旁有“天妃行宫”,祀妈祖,《天妃灵应之记》碑即立此宫内;宫旁有郑和所建“三清宝殿”,殿内“钟鼓供仪,靡不俱备”,钟即“郑和铜钟”,原件抗战期间移南平市。以上寺、宫、殿均已圯,塔巍然存,加固整修,更为壮观。1935年,在原寺、宫、殿废址上建有郑和史迹陈列馆,《天妃灵应之记》碑系该主馆主要陈列文物,南山(三峰山)同年辟为“郑和公园”。

兹港指长乐的太平港。该港通闽江,位于长乐县南山西麓以西、以北。狭义指靠近长乐县城吴航头一带的下洞江水域;广义泛指整个下洞江水域,该港原来江面宽阔,水深可泊巨舟,有“无风万里磨平玉,有月千波漾碎金”之说。港东北、东南屏峙首石、六平诸山,可蔽阻台风袭击,为避风良港。《长乐县志》、《长乐六里志》均载有;三宝太监郑和通西洋,驻舟师造巨舶于此,奏改名为太平港等句。由于沧桑变化,今仅余一狭长水道,通小汽轮,原水道大部分成为沃野良田,部分辟为新居民区,该居民区主干道称“太平港路”,与郑和路垂接。

苏门答腊国又译作苏木都剌(Samud’ra)、苏文答剌、苏文达那。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Sumatra Island)北部洛克肖马韦附近。今“苏门答腊”为全岛总称,该岛北临马六甲海峡,南濒印度洋,赤道横贯中部,为印尼西部大岛,面积43.4万平方公里,首府棉兰。

满刺加国旧译亦作麻六甲,今译作马六甲(Malacca),14-16世纪马来半岛上的封建王国,位于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一带,居马六甲海峡要冲,1411年(永乐九年),该国国王拜里迷苏剌(Parmesvara)曾率妻子、大臣等540人来中国访问;郑和船队屡经其处,现马六甲州居民半数为华裔,其首府马六甲市居民四分之三为华裔;市内有三保庙、三保井、三保城等古迹。

阿丹国Aden,古国名,今译作亚丁,故地在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扼红海和印度洋出入口,为海陆交通要冲。古时为宝石、珍珠集散地,15世纪前期便与中国互通使节、贸易。今之亚丁市位于亚丁湾一个突出的小半岛上,曾为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南也门)首都。1990年5月,南也门与北也门合并为也门共和国,亚丁成为该国的“经济首都”。

卜剌哇国古国名。故地在今索马里共和国布拉瓦(Brava)一带;15世纪前期与中国友好往来,互通使节,郑和船队曾到此访问,布拉瓦东临印度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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